来源：中国国家天文
几个世纪以来，最流行的星空视觉艺术当属收录于精美天象图册中的星座美图了。然而，在17世纪的头几十年里，对夜空的描绘却能反映出科学和宗教两种截然不同的取向。
望远镜推动了天文学革命，与此同时，宗教也经历了巨变。为了反对信仰星占，也为了在三十年战争（ThirtyYears’War，1618年-1648年）期间重塑新教徒对圣像的狂热，人们试图用圣人之名和圣经符号取代曾经用神话命名的星座，以求重构夜空之景。这个大胆计划的幕后推手是尤利乌斯·席勒（JuliusSchiller，1580年-1627年），他是拜耳的朋友，同时也是一名天文爱好者。
席勒有个了不起的大胆计划，他想对空中全部60个天文星座重新命名、重新绘图，把托勒密笔下北半球星空的人物形象用《新约全书》（New Testament）中的圣徒代替，南部星空中的星座用《旧约全书》（Old Testament）中的标志性符号代替。而对于黄道带上的重要星座组合，则用基督教的12使徒取代了之前12个“异教”的符号和神话。这次大规模修改工程庞大，直到1627年，《基督教星图》（Coelum Stellatum Christianum，英文名为The Starry Christian Heavens）出版了。
席勒替换星座人物，有时是以道德为判别标准（比如猎户座与圣约瑟夫这组星座）。如下图中的圣约瑟夫（SaintJoseph），席勒用他代替了与猎户座相关的那组恒星。在《拜耳星图》中，猎户腰带上的那三颗著名的恒星从左下到右上排成一条直线，闪烁在夜空之中。而席勒却把这几颗恒星从左上到右下来排列，仿佛是从天球之外观测它们一般（即上帝视角）。
这种视角本身并不具有革命性，因为天球一直以来采用的就是这种从外观测的模式。席勒的大胆之处在于打破了猎户座与一个道德败坏的异教徒之间的联系，同时，人物的道具也改变了。猎户手中的棍棒和他猎得的战利品狮子皮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极其简陋的木棒。
我们熟悉的星座形式。约翰·拜耳在《拜耳星图》中所绘的猎户座。图表右侧的手写体内容是由星图集的所有者记录的，写的是他们在1652年圣诞节前后观测到的那颗裸眼可见的彗星情况。
更名后的猎户座。乍一看，很难从席勒星图中看到我们熟悉的猎户座的形态。这是因为圣约瑟夫已经取代了神话中的猎人，而图像的观测视角也是从天球“外部”向内而看的——请注意 “腰带”上的三颗恒星的方向。席勒的星图集试图用基督教的人物和符号重写星空。
有时，席勒替换星座人物也不总是以道德为判别标准，几何图案在视觉上也很引人注目。例如，天鹅座（Cygnus）的形象从《拜耳星图》中的天鹅变成了圣海伦（Saint Helen），圣海伦手中拿着十字架。这个恒星图案确实很显眼，所以天鹅座如今也常常被称为北十字星座（NorthernCross）。
圣徒和天鹅。《拜耳星图》中的天鹅座（上图）替换成了《圣经》中的圣海伦和十字架（下图）。在这对图片中，左右反转（从天球内看还是从天球外看）的效果特别明显。
席勒把拜耳48个经典的北半球星座全部转换成了自己的基督教版本，包括南半球添加的12个新星座。在用圣经术语重写12个南天星座时，席勒将拜耳的12个南天星座合并简化成5个星座，这样一来，天鹤座就变成了亚伦（Aaron），印第安座附近的区域叫约伯（Job），南三角座附近是夏娃（Eve），南飞鱼座附近是亚伯（Abel），杜鹃座周边是大天使圣拉斐尔（SaintRaphaeltheArchangel）。在与拜耳的南半球总图相对应的席勒南半球总图中，席勒十分逼真地绘就了围绕南天极的四对天使的动画形象。至于席勒为什么决定不再以12个新人物替换原来的12个星座，仍待进一步考证。
南方恒星。约翰·拜耳为南天极附近区域引入的新星座（上图），席勒用宗教主题替换的星图（下图）。
星座及其衍生艺术品在艺术、神话、宗教和天文学之间形成了卓越而持久的纽带。不论是新星座还是旧星座，都以可视化的形态讲述了人类发现和自然奇迹的故事，将科学、人文和信仰的主题联系起来，有助于我们理解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
/ 本文节选自2021年1月号《中国国家天文》
作者简介 /
迈克尔·门迪洛（Michael Mendillo）是波士顿大学的天文学教授，他领导的团队负责研究地球的高层大气、重要行星、卫星、彗星和系外行星。他还拥有私人收藏中最大的古天文星表、地图和星图集，这些图表不仅可以作为天文影像展览，也为他在天文学史上的研究提供重要依据。
刘晗（译者），北京外国语大学翻译学博士生。北京师范大学天文学学士、翻译学硕士，北京市优秀毕业生。出版译作《冥王星沉浮记》、《火星全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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